“每天早上拉开窗帘先看看有没有雾霾，我也有两个口罩，给我女儿一个我一个。”在4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说。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环保部专家表示，我国近30年大气治污陷入“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的怪圈，各地应尽快明确并落实空气质量全面改善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尘霾之痛

　　代表委员呼吁加快空气治污

　　“作为一名北京市民，我的心情跟在座的各位，还有所有的北京市民一样，希望每天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能看到蓝天白云。”谈到环保部提出的“力争到2030年全国所有城市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发言人、全国政协委员吕新华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直言，“18年的时间太长了，希望缩短这个时间。”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认为，我国已经明确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小康社会不仅仅是G D P和人均收入等国家和个人物质财富的提升，更意味着，“呼吸上新鲜空气”绝不应当只是一种奢侈的愿望。他建议，各地方加快推进空气质量达标计划，争取在国家设定的目标之前完成，缩短达标进程。

　　代表、委员追问的背后，是全国两会前夕的2月底，北京经历了灰霾天和沙尘天叠加的“灰黄一日”。

　　据新华社电，4月28日晨，北京出现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全市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普遍达6级严重污染。而在2013年、2014年的连续两个冬天，我国经历了两场长时间、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对于环保人士而言，它有另一个名称：“大气重污染天气。”环保部部长周生贤透露，这“影响17个省(区、市)，约占国土面积1/4，受影响人口达6亿”。

　　重污之下，各地出“重拳”。

　　据报道，西安市市长董军强调，市区两级要成立由市长和各区县“一把手”挂帅的领导小组，把减霾作为环境治理的一号工程来抓；要加大大气治理资金投入，加快项目进度，力争相关污水处理工程提前竣工。

　　石家庄市委书记孙瑞彬强调，一要铁腕治理环境污染。强力推进石家庄大气污染治理，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二要强力推进生产转型。要改造提升现有产业，强化节能减排倒逼机制；启动实施“腾笼换鸟”计划，对“三高一低”产业要坚决淘汰、有序退出。三要大规模开展植树绿化。

　　辽宁省省长陈政高近日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辽宁省环保厅现场办公。他要求，鞍山、辽阳县、本溪北台3个蓝天工程重点治理区域一定要取得实质性突破；生产企业必须达标排放。

　　治理之难

　　“快30年过去，这本书里提到的问题，一点也没有变。”1月下旬，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常务副主任韩国刚感叹。

　　他手头拿着的书，是199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与环评专家姜凤兰等人出版的《超载的环境———困境与抉择》。这本书提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日益严重的城市大气污染：

　　近30年前：“我国北方城市大气中降尘和颗粒物浓度100%超标，南方城市50%至60%超标。”2013年初，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坦承：“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全国33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近2/3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要求。”

　　近30年前：“乌鲁木齐市连续16天有弥天的烟雾笼罩在市区上空，在迷蒙的浓雾中，汽车行驶的速度像蜗牛在爬，民航班机一次又一次地延期起飞。”“沈阳、鞍山、辽源、抚顺、哈尔滨、北京等地调查表明：飘尘浓度大于0.5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浓度大于0.15毫克/立方米的地区，儿童和居民鼻咽部慢性疾病检出率较轻污染地区增加0.5到1倍左右，个别情况可增加2到3倍。”

　　2014年初，据新华社报道，京港澳高速公路长沙—湘潭路段上，13日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9个小时内，连续发生40多起交通事故；北京、济南、石家庄、南宁等城市各大医院里，呼吸内科、过敏源测试科等接诊人数在短短几天时间里飙升了7至8倍。

　　“30年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环保学者‘如果这样下去，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等预言，比预测A股大盘的股评家、预测G D P的经济学家还要准确———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

　　“防不胜防，治不胜治。”1994年，作者这样总结道。

　　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研究工作的环保部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解释称“我国大气污染之所以仍然防不胜防，治不胜治，深层次原因在于：一是这两年随着节能减排力度的大幅加强，能耗增长率虽然低于经济增长率，但绝对量仍在持续增长；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近30年来没有改变，占比仅下降了不到20个百分点，仍然超过70%，是我国绝对主导的能源。二是中国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PM 2.5等细颗粒物成为城市空气的主要污染源。三是工业污染源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在发电量和钢铁、水泥、焦炭等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产量上已经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有些的产量已经占全球50%以上。”

　　30年陷“治不胜治”怪圈

　　改革之路

　　从生态系统层面整体规划

　　“每年两会谈一谈环保问题，实际上是‘泼一盆清澈的冷水’，让地方政府、民众的发展热情能够冷静一下，发展脚步能够放慢一点。”吕忠梅说。

　　对于破解“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的怪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温香彩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四点解决方案“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弱化经济干预功能，把政府全力抓经济发展的职能转变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二是改变唯G D P的政绩考核标准，不能主要以经济发展的快慢和经济总量的大小论英雄。三是完善立法，严格惩治企业违法行为，对污染企业，试用日惩罚办法。四是能源结构方面，加大清洁能源的技术研究投入并业务化应用。”

　　“按下葫芦起了瓢。”从“十五”时期的烟粉尘到“十一五”时期的二氧化硫，再到“十二五”时期的氮氧化物，提到近30年来不同阶段的重点污染物控制目标，柴发合这样形容。

　　吕忠梅提醒，这次从北到南的全国性大气污染警示我们，我国大气治污需要从生态系统层面整体规划，在产业布局方面长远考虑。“过去，部分地区觉得有的地方环境容量大，就继续在那里布局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业和项目，等到出现灰霾天再去搞环评限批。这最终导致污染总是从管得严的地方向管得松的地方蔓延，没完没了。”吕忠梅建议，地区规划要未雨绸缪，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环境保护留下“休养生息”的余地，把一些生态良好的地区设为优先保护区。

　　全国政协委员、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明森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建议，地方环保部门要杜绝监管不力。他举例说，以前看过一个地方企业的生产技术证，上面标明的技术绝对是一项重度污染的工艺技术，但环保局却给出了合格证明。

　　但吕忠梅认为，这需要通过环境立法打破环境监管条块分割的体制障碍。她解释说，地方有G D P考核、财政“分灶吃饭”带来的发展冲动；把各级环保部门设在各级地方政府之下，各级环保部门既要跟本级的其他部门争取地方财政预算，又要“顶撞”本级政府的发展冲动，“它反对得了吗？”

　　吕忠梅还呼吁，富起来的国人用车习惯要改变“我们不能都学美国人开大车、开豪车，甚至恨不得连买菜都要开车过去。”

　　另一位政协委员痛心地说，如果学习美国人过高耗能的生活，下一个30年，就要为子孙后代的健康忧心流泪。

　　4日，刚刚卸任环保部副部长的全国政协委员张力军被国内外媒体围堵在委员小组会会场。他最后讲：“治理好大气比治理好水，要复杂得多。这个过程能不能加快，要靠我们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