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分析：上半年下行压力较大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2021上半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新政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出企稳迹象。CPI重返“2时代”、PPI负增长大幅度收窄、企业利润增速转正以及房地产相关数据的反弹，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外部经济波动的重现、内部扭曲的强化、金融风险的不断累计与间断性释放、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实施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将进一步抬头。与此同时，政策效应的递减和房地产泡沫的管控，决定经济政策的对冲效应将大幅度下降。

预计2020年中国GDP增速为6.6%，CPI为2.3%。他指出，“今年年底中国经济不对称W型的第二个底部将显现，明年年底会出现复苏迹象，这决定了今年到明年是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佳时机。”

　　但是，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定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短期阵痛和下行压力。刘元春认为，在内需持续回落、外需持续疲软、泡沫与风险上扬之时，货币政策一方面要避免2020-2021年和2022年4季度-2023年1季度过度宽松的定位，同时也要避免从紧的取向，实际贷款利率的下降无论是对“去杠杆”还是“去产能”都是必须的，同时也是稳投资的关键。

　　刘元春认为，“在高债务环境中，不仅要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同时还要对大量的僵尸企业进行出清、对高债务企业进行债务重组，更重要的是，对银行以及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实质性重构。存量调整是增量调整的基础，特别是对中国目前的环境而言，存量调整基础上的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强监管依然是我们走出困局的核心法宝。”

　　另外，要充分利用政府在体制和财政空间上的优势，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全力配合更为主动、更为全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考虑2016-2023年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5%-4%的区间，中央政府要积极利用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来增加政府支出能力，以加大改革推行的力度，解决目前国民收入超分配所带来的“投资-消费”的两难困境。考虑到地方债市场容量的狭小和制度的不完全，建议提高中央的财政赤字率，地方债的置换规模应进一步扩大。

　　应当将结构性减税过渡为总量性减税，特别是对于那些供给不足、创新活力很强、升级压力较大的行业进行全面减税。同时，适度弱化财政收入目标，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加大税收征收力度和非税收等方式，变相增加企业负担。财政支出应当从投资导向向民生导向转变，从补贴导向向福利导向转变，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速低度广泛的大福利体系的构建，利用定向宽松的财政政策加大养老产业、健康产业以及中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释放相应的需求。

　　近几个月，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引发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前景的担忧。应该从哪些方面促进民间投资回暖？

　　刘元春：第一，实质性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依然是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核心；第二，投资领域特别是第三产业投资领域的开放依然是关键；第三，改变金融资源过度偏向性投放，在目前国有企业软约束问题重新高涨的时点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四，降成本的很多举措难以解决民间投资的燃眉之急，同时也不是民间投资下降的核心原因。

　　今年上半年我国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可谓疯狂，并引发相关部门的关注。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有何建议？

　　刘元春：建议持续关注房地产市场复苏态势，及时调整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对于一二线城市实行供给导向政策，在增加土地供应和信贷支持等方面着力，加快房地产销售向投资转化，避免全国房地产投资下调过于剧烈而陷入紧缩链条。同时，合理引导预期和控制一线城市房价，防止过度上涨形成新的泡沫。楼市泡沫会加速资金脱离实体经济，弱化市场复苏对宏观经济的提振作用，同时房价偏高也是制约房地产需求的重要因素。对于三四线城市实行需求导向政策，鼓励房地产销售，增强复苏的韧度。尽快消化巨量库存是房地产商快速回笼资金、有效降低财务费用与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房地产市场腾笼换鸟、保障未来投资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必要前提。政策举措应该着力于刺激房地产市场需求，鼓励房地产商扩大销售。